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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公元1041年二月，亲率大军侵入宋朝边境，于今宁夏自治区西吉县兴隆镇以东一带遭遇并歼灭宋军7000余人，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好水川之战。当时被人们所草草掩埋的人、马遗骨，直到今天，在当地还有数次较大规模的发现，其中几处尸骨坑的厚度和面积，更是超过了秦、赵长平之战所遗留的“永录1号战国尸骨坑”，可谓极其惨烈。那么，如此惨烈的好水川之战到底是怎么打的呢？
宋景祐五年（公元1038年）农历十月十一日，继位已有6年，在军事上征服河西回鹘，在政治上则推动并完成了一系列制度的改革与建设，做好了与宋朝断绝外交关系的准备的李元昊，在亲信大臣野利仁荣、杨守素等的拥戴下，于兴庆府南郊筑坛，正式称帝独立，国号大夏（史称西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
宋仁宗遂于次年（公元1039年）六月下诏削去李元昊官爵，并悬赏捉拿。两国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地方部队，于是围绕宋军设防营寨展开了一系列中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历时达三年之久的第一次宋夏战争正式爆发。
宋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三月，李元昊亲自领兵进攻北宋，一面派遣人马佯攻北宋的金明寨（今陕西安塞南部），一面送信给宋朝延州（今陕西延安）知州范雍，表示愿意与宋方和谈，制造假象，以麻痹范雍。
同年七月，李元昊率军包围延州，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于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一带歼灭宋将刘平、石元孙的数千人马，一举击溃了宋军1万余步骑。
同年九月，转移而走的夏军又在三川寨（今甘肃固原东南）一带击败宋军，攻克乾沟、乾河、赵福三堡，迫宋将王遇、刘用等出刘璠堡向夏军投降，重创宋军王珪部，取得了歼灭宋军5000余人的战果。至此结束了西夏建国以来，对宋朝的第一次大规模入侵。
次年（公元1041年）二月，李元昊再度亲率大军侵入宋朝边境，好水川之战就此爆发。
战前形势：
好水川之战的起因，与宋朝的西北边防，自延州三川口之败以后彻底暴露无疑的脆弱情形，有着相当程度的联系。一方面，击败刘平等部宋军，俘虏其大将的战果，确立了李元昊政权与宋朝对抗到底的信心，而另一方面，当时宋朝在西北的布防条件也委实称得上是不容乐观。
数十年来，居安而不思危的对夏外交、防御政策，早已使得宋朝的西北边区不堪战事。学者董亚亚，在《韩琦与宋夏战争三题述论》一文中对此描述道：
宋朝自太宗晚年提出“守内虚外”的国策，已有意放弃灵州、夏州地区。真宗即位后继之以“姑务羁糜，以缓战争”的对夏策略，实施对灵、夏地区的放弃。景德三年（1006）宋夏双方就双方商定部分订立了合约，宋真宗默认夏州割据政权的地位。
为了苟安与保持边境宁静，他有意松弛对西夏的防务，打击主张抗击西夏言论的文武大臣。宋夏之间保持了二三十年的友好关系，双方边境呈现“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马、驼、羊之产，金、银、缮、帛之货交受其利不可胜纪。
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甲胃尘委，养生葬死，各终天年”景象。刘太后专政时期无视军备与边防，仁宗亲政不久，边防与军备状况仍未有大的改善。国家承平日久，西北禁军失于训练，多疲弱不可用；民兵由于“州县不复阅习，多亡其数”。
而朝廷大臣多讳言战事。宝元初，尝有青州民赵禹上书宰相，言“元昊必反”，请求加强边备。而被“宰相以为狂，责文学参军福州安置”。仁宗时期大规模宋夏战争爆发前夕，最能反映朝廷对夏政权态度的事件就是“山遇降宋事件”。
山遇是元昊之叔父，在西夏执掌兵权，得知元昊谋划入侵宋朝，数次规劝，而元昊不听。山遇为求自保，主动向宋朝延边将帅约降，愿“自将兵扼黄河南渡，发部落内属”，宋朝上下自延边将帅至皇帝，为“务令边防安静”竞拒而不纳，反将其执送给元昊，终令其惨遭元昊杀害。宋朝错失借山遇防御元昊良机，而元昊则除去内患，最终称帝建国，不久举兵侵宋。
事实上，当时的宋夏边境，甚至连烽火台这样的基本设施，恐怕都不甚完备，仝相卿在《宋朝烽火台考论》一文中明确指出：
宋夏边境设置烽火台的建议，在宋太宗、宋真宗朝臣僚上疏中虽有讨论，但似乎并未落实。宋朝着手修筑烽火台，就及见材料而言始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三川口之战宋军大败后，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韩琦上奏朝廷在对西夏的前线设置烽候，加强防御。
康定元年三月，宋朝下诏：“鄜延至鄜州，环庆至邠州，泾原至泾州及秦州本界各置烽候。先是，但走人侦报，韩琦以为请，乃从之。”这与韩琦行状的记载颇为吻合：“公辄选练材武，治战守器，慰安居人，收召豪杰，与之计议，檄诸郡守城郭如河北，始设烽燧以候虏。”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宋朝方面不得不在疑虑之下，改变自身对西夏的方针。时由中央前往边地任事的韩琦、范仲淹分别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两人皆以为，宋国于境内各处布防，兵力分散而不集中，若李元昊发大军来攻，则难于抵挡，甚至于会为夏军骑兵所长驱直入。
然而与范仲淹所不同的是，在韩琦看来，诸路分戍备边乃前事之失，国家用兵当以合势为良策。仅务分守，则空耗资费不可胜计，宋为大国，出兵与战未必不便。事实上，早在韩琦与范仲淹的争论开始前，于延州三川口之战战败被俘的刘平就曾上过与韩琦相同的平夏方略：
鄜延环庆副都部署刘平言：以鄜延、环庆、泾原、秦陇四路军马分为两道，益以蕃汉弓箭手、步骑，得精兵二十万，比元昊之众三倍居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五》
而另一边，范仲淹则认为，当前情况宋朝应该着力于加强守备，与西夏军决战的时机，目前还远未成熟：
太宗朝以宿将精兵，北伐西讨，艰难岁月，终未收复。缘大军之行，粮车甲乘，动弥百里，虏骑轻捷，邀击前后，乘风扬砂，一日数出，进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饮，沙漠无所获，此所以无功而有患也。况今承平岁久，中原无宿将精兵，一旦兴深入之谋，系难制之虏，臣以谓国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则唐汉之时，能拓疆万里者，盖当时授任与今不同。既委之以兵，又与之税赋，而不求速效，故养猛士，延谋客，日练月计，以待其隙。进不俟朝廷之命，退不关有司之责，观变乘胜，如李牧之守边，可谓善破虏矣。惟陛下深计而缓图之。——《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七》
其后，朝廷欲用韩琦攻夏之策，范仲淹又上言称：
正月内起兵，军马粮草动蹄万计，入山川险阻之地，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僵仆，使贼乘之，所伤必众。况廊延路已有会合次第，不患贼之先至也。贼界春暖，则马瘦人饥，其势易制，及可扰其耕种之务。纵出师无大获，亦不至有他皮。……侯春暖出师未为失策。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
此前已论定要采用攻策的宋仁宗，这次选择了尊重范仲淹的意见。不久后，宋朝方面的出兵日期定在了二月十五日以后。然而，就在宋朝方面加紧备战的同时，西夏方面也同样在战略上作出了回应。
李元昊一边遣使向宋朝请和，另一边则于折姜会（今预旺镇）聚集兵力。韩琦对范仲淹的上策使得出师之日被拖延感到非常不满，上奏朝廷称：
陛下省群臣之难一，为大事之当谨，知其异议，已阻师期。且令诸路置办军须，训勃兵马，侯及秋初，若仲淹招怀未见其效，则别命近臣以观贼隙。如须讨击，即乞断在不疑，克日降旨，则庶事易办，便可进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一》
宋军不断迁延往后的出兵时日，给了李元昊主动进攻，入寇宋朝境内的机会。据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庆历元年二月十二日以前，西夏军即已“遣游兵数千骑入塞，侵掠怀远寨、静边寨、笼竿城”。
应该说，韩琦无疑也是了解夏军战斗力的。此前宋军在延州三川口、镇戎军三川寨的两次大败，足以让任何人做到认清现实。有关西北素无精兵、良将这一点，韩琦和范仲淹的看法也基本一致。
因此，实际面对夏军时，韩琦决定以招募自民间，无边兵陈鄙之气的“敢死士”8000人作为军队中坚，集合诸军，交由宋将任福统领，且“指图示之，令并兵合势，自怀远城趋德胜寨，元鼎证券_元鼎证券app官方免费下载_股票配资炒股平台至羊牧隆城出贼（此处指夏军数千游骑）之后。
诸寨相距仅四十里，道近且易，粮草足供。如未可与战，则据险设伏，待其归，然后邀击之。”如“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然而，之后的战局发展，却完全超乎了韩琦在战前所做的一切预料。
双方兵力对比：
同时代的宋朝高官，好水川一战的见证者尹洙，再其文集《河南集·卷三》中曾提到：“二月已丑，（韩琦）至髙平堡，报贼逼怀远城。公尽发镇戍军，先募勇士总万一千人”、“（战兵）搃二万三百，死者六千馀人，指挥军校死者数十人”。即宋方兵力总计有20300人，我认为这是较为可信的数据。
其中，11000人是任福等人最初从镇戍军（高平）出发时的兵力。而20300人则是战役打响时，算上编制为5000人（实际4500人参战），驻扎在羊牧隆城的王珪部，编制为3000人（实际2200人参战）的赵津部，及其它汇入主力部队的宋军地方部队（如常鼎、刘肃部）后，实际上投入战场的宋军作战人员数量。
李元昊一方的兵力，战前韩琦的说法是夏军倾国入寇也只能出动4、5万人：
琦复上奏曰：“仲淹意在招纳，使朝廷强之，终非己谋，将佐闻之，必无锐志。臣以元昊倾国入寇，不过四五万，老弱妇女举族而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一》
同时代尚且年轻的司马光，所听闻的说法为“数万”：
贼阴引兵数万自武延川入据姚家、温家、好水三川口。——《涑水记闻·卷十二》
按意图逃亡宋朝寻求政治庇护的嵬名山遇的说法，西夏一国精兵仅有8万人，余等皆不堪战斗：
昨贼界投来山遇，尝在西界掌兵。言其精兵才及八万，余皆老弱，不任战斗。——《范文正集补编·卷一》
另外，于延州三川口之战被夏军俘虏的刘平，战前对西夏兵力规模的判断是如宋国能出兵20万，则足以“比元昊之众三倍居多”，认为夏军兵力不足7万：
鄜延环庆副都部署刘平言：以鄜延、环庆、泾原、秦陇四路军马分为两道，益以蕃汉弓箭手、步骑，得精兵二十万，比元昊之众三倍居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五》
综上所述，西夏方于此役投入的作战兵力，大概在4万-8万人左右。
宋、夏双方初期动向：
如前所述，据司马光《涑水记闻》，庆历元年二月十二日以前，西夏军即已“遣游兵数千骑入塞，侵掠怀远寨、静边寨、笼竿城”。又据《宋史·列传卷二百四十四·夏国传》的记载，可知明目张胆寇略怀远的夏军游骑，正是之后在张家堡南，与任福所指挥的宋军主力交战的部队——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李元昊的“诱敌”部队。
与此同时，李元昊首先以“阅兵”的名义大聚兵于宋、夏边境的折姜会（今预旺镇）一带。随后夏军南下进入宋境，一部（即寇略怀远所部游骑）翻越陇山以后，过怀远城（今偏城乡）往东、南寇张家堡（今张易镇，在笼竿城北）。不久后，夏军主力部队亦越过怀远，往西、南寇羊牧隆城（今兴隆镇火家集村）：
宋军方面，韩琦原本给任福制定的计划，是过怀远以后经得胜寨至羊牧隆城：“自怀远城趋得胜砦，至羊牧隆城……诸砦相距才四十里（约18公里），道近粮饷便。”据《宋史·志卷四十·地理三》及《武经总要》，羊牧隆城北至得胜寨三十五里（约15.7公里），得胜寨东至怀远城三十里（约13.5公里），可知韩琦所言基本无误。
实际执行中，由于任福在二月十一日，率军屯于距怀远城四十里左右距离的定川寨一带时，侦知怀远城一带的游骑往东南方向而去，于是“翌日，（令）诸军蹑其后”。二月十二日，任福与镇戎军西路巡检常鼎、刘肃合兵，“与敌战于张家堡南，斩首数百”——按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二》的说法，宋军所获首级数量，是有头有尾的510级——至此脱离韩琦原先制定的作战计划，开始自行决定战时的行进路线。
按《西夏书事·卷十五》的说法，这支部队是“猝遇福军而骇，欲奔所聚之地”，在遭遇敌人以后完全失去了控制，然而任福却也“不知虚实，乘胜尾追”，于是“遂陷大阵”。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任福的行动对于西夏军而言，同样是超出了原先预料的。
就在任福指挥宋军主力越过怀远，朝东南方向追赶之后不久，李元昊也率大军越过三川寨、怀远，朝羊牧隆城进军。怀远距离羊牧隆城不过六十五里（约33.7公里），三川寨与怀远寨之间的距离也应在四十里（约18公里）左右。可见李元昊在越过怀远城后，只需一日一夜，即可急行军越过宋朝各处堡寨，直抵羊牧隆城城下。
这也是为什么西夏大军明明是从折姜会而来，然而任福却对李元昊主力部队的踪迹毫无把握的原因——因为任福在李元昊率主力侵入河谷以前，就已一头扎进六盘山以西的群山之中，彻底失去了自己的战场视野。
传统观点认为，李元昊军由天都山南下，沿武延川（今葫芦河）进入羊牧隆城附近设伏的说法，这在我看来，其实并不能站得住脚。这一判断的史料依据，是李元昊在好水川之战结束以后攻坚不克，于是夏军“还屯天都山”——很显然，夏军战后“还”于何地并不能证明战前他们经过何地。
事实上，宋方史料（《东都事略·任福传》、《隆平集·任福传》）提及西夏大军的集结处，仅见战前韩琦“闻元昊阅兵折姜”的说法，未有李元昊集兵于其它方向的史料。因此，战前李元昊军的出发阵地，只能是“折姜会”（今预旺镇）而不能是其他地方。
从任福的视角上来看，此时入侵至宋国境内的，实际上只有数千夏军游骑而已——此时的任福，对于李元昊主力部队的威胁及存在，还是没有什么意识的。考虑到怀远一带的敌人已经被己方击溃，那么剩下要对付的，也不过只是寇略笼竿城、静边塞的残敌罢了。
而如果要截住位于笼竿城、静边塞两地夏军游骑的退路，那么，抄近道由张家堡往西直奔羊牧隆城，显然就是很有必要的——尽管比起返回怀远，再由怀远寨至于得胜寨的原定计划，走这条路线很可能会遭遇粮饷不足的困境，毕竟当地老百姓可没有足够的存粮供给这支意外经过的王师。
然而，如若放着张家堡南一带的夏军游骑不管，待其逐步恢复士气以后，恐怕在羊牧隆城一带即使截住了敌人，也很难将其全部歼灭。这就是任福基于敌人目前只有数千游骑入寇所作出的战略判断。
任福的追击路线（红箭头），初期入寇宋朝境内的夏军数千游骑的集结路线（黑箭头）
显然，任福却也太过低估李元昊主力的行军速度了！他恐怕以为宋军主力过怀远时，远在天边的李元昊主力绝不会那么快就进入到六盘山以西。这就导致任福于二月十二日往怀远东南方向追击至二月十四日这三天的时间里，宋军完全失去了对李元昊主力动向的掌握，使李元昊有时间将他的主力部队机动至武延川（今葫芦河）河谷一带。
那么，李元昊的计划又是什么呢？我认为，应该是在脱离任福所部宋军主力的视线以后，突然深入敌境击破宋军各处堡寨，掠取军资，扫清外围敌军以后再与其主力部队决胜负——也就是说，在越过怀远以后，李元昊的第一目标仍然是攻克宋军军堡，扫清外围，至于宋军的主力部队，应以牵制、袭扰为主。
从之后的战斗来看，夏军在战力上相对于宋军，事实上并无明显优势可言。加之李元昊深入敌境，战役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宋军一方，应该说李元昊在初期是不愿与任福军爆发主力会战的——万一双方的战斗延续数日，各处堡寨的宋军赶来完成合围，夏军恐怕得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才能突围逃走。
然而，李元昊主力在越过怀远以后，已经也失去了对任福军动向的掌握——正如任福也同样失去了对李元昊主力动向的掌握一样。
过怀远东南至于张家堡附近一带，正与常鼎、刘肃所部宋军对峙的夏军游骑“猝遇”宋军主力，临阵被斩首510级，大败而走，惊惧之下一路向西、南方向逃往战前约定的诸军集合处——武延川（今葫芦河）河谷。宋将任福亦贪功冒进，没有及时调整路线，引兵返回怀远寨——得胜寨——羊牧隆城一线，反而率军一路穷追。
这一战场上的前提，使得会战在庆历元年二月十四日这一天，以一种均出乎双方预料的形式骤然爆发了。
当时，任福所部与朱观、武英等部分别驻扎在好水川、龙洛川河谷。这一分兵举动，应该是在河谷地带，为提高行军速度而采取的决策。事后证明，这次分兵将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
如图所示，好水川（今什字路河）古战场的遗址，绝大部分位于今天的“好水河”沿岸：
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今天的“好水河”实际上在当时应该被叫作“龙洛川”。《宋史·列传卷八十四·王仲宝传》提到：“朱观被围于姚家堡。”姚家堡极有可能就是今天地图上的“姚杜村”。
朱观、武英等人所在位置即龙洛川——“龙洛川”和“三川口”（当地数条河流的交汇处）二者，在史料里明确是庆历元年二月十四日的战斗发生地点，宋时龙洛川沿岸必然会有大量人、马骸骨遗址分布。据《中国文物地图集·宁夏分册》西吉县文物部分的介绍，在该县好水乡红旗村、红星村南50米处，也确实发现“地下遗留大量人骨、马骨，曾出土铜镞、剑、盔甲片、弩机等”。
战场遗物的分布范围达东西12公里，其中好水乡红星村南50米处出土了最多的古代遗物。
而如果说今天的什字路河才是“龙洛川”，今天的“好水河”是宋时好水川的话，那么，就很难解释理论上应是宋时龙洛川的今什字路河，明明朱观等宋将是一路向东逃跑，为什么沿岸除兴隆镇一带以外，再没有其它地方发现战争遗址。
因此，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任福等人与西夏军的交战地点，应在宋时好水川（今什字路河）河谷西部出口附近的三川口一带。而事实上，在这里也确实发现了大量与箭矢一同被埋葬的战争遗骨。
与兴隆镇以南方向，由西至东遍布整条河谷的遗址分布情况不同，今什字路河河谷周围所发现的遗骸，基本集中在今兴隆镇镇区的狭小范围以内。尚平在《宋夏好水川战场位置再探》一文中，指出这里应是任福与其部众军败身死之处。
夏军与宋军任福部的战斗，从史料上来看，宋军步兵基本是在山地战中被歼灭的，而宋军骑兵则处于被夏军包围的状态。因此，宋、夏双方的战士尸骨集中于这一狭小地域，也就不足为奇了。
据苏正喜《宋夏好水川之战主战场遗址再考证》一文介绍，兴隆镇当地民众，曾分别在粮库、政府大楼位置发现大量相互叠压的人、马尸骨。
其中，修建粮库围墙时意外发掘的尸骨坑长度有100多米，厚度有1米有余；而在兴隆镇政府驻地位置修建房屋时，意外发掘的人、马骨叠压层亦厚达1米左右。
大量人、马骨相互叠压的现象，也与《宋史·列传卷八十四·任福传》中所谓：“俄伏发，自山背下击，士卒多坠崖堑，相覆压”的说法相符——宋人恐怕是亲眼目睹过当地人、马尸身叠压覆盖在地面上的恐怖情景的。
作为兴隆镇粮库发现的长100余米，厚度1米有余的尸骨坑的对比对象，发现于今山西省高平市市内的永录1号尸骨坑，北壁残长9.4米，东、西两壁残长分别为1.3米和2.7米，南壁则被完全破坏。破坏的断崖边长9.9米。从断面看，坑的现有深度为0.7米到0.9米。其内部保存的个体，现推测约有130个左右。
由此看来，仅兴隆镇粮库遗址内所发现的遗骸个体，或许就有1000人左右，是名副其实的“千人坑”。
西吉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过程中，在西吉县兴隆镇王沟村北红岗子发现古代构建的战争工事，命名为“红岗遗址”。个人认为似乎是西夏军临时设立的一座具备哨所功能的寨子。
遗址遗留一处古代野战工事，该野战工事建在山顶，北有三道战壕，每隔30米一道，宽7米，深6米；东西各有战壕两道，每隔15米一道，深9米，宽7米；内分三阶，站在城中最高一阶，往东可以瞭望到好水河（宋时龙洛川）一带，往南可以瞭望到兴隆镇玉桥、甘肃静宁（宋时静边塞）一带，西可以瞭望到兴隆镇至火家集（宋时羊牧隆城）、硝河城（宋时得胜寨）一带。
可见其视野良好，夏军于此可以轻易监测到宋军主力的位置。《宋史·列传卷二百四十四·夏国传》曾提到过宋军斥候“言夏人有砦，数不多”，其所发现的应该就是这处寨子。李元昊也正是凭借这一为其所提前占据的地利，才得以及时掌握任福所部宋军主力的动向，从而在会战正式打响之前取得此次战役的主动权。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尸骨坑中还发现了疑属于西夏方面的遗物，这似乎说明，此战夏军的伤亡亦不在少数。
《宋夏好水川之战主战场遗址再考证》：“据单家集群众反映，早在七十年代中期，生产队在东山后湾组织社员开挖水渠时，发现了大量的人骨和马骨，一坑一坑地埋着，最厚叠压骨层达2米左右（已经是当地目前所发现的叠压骨层最厚的一处尸骨坑了）。
1984年文物普查时，从白骨中还发现了成捆的铁箭头、铁质兵器和西夏铜头盔。西夏铜头盔在拍摄电视剧《贺兰雪》时，并作为西夏军头饰蓝本。”
如果说“红岗”一名多少有些名不副实，那么，红岗子附近的山崖处，以“红崖”之名称呼就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了。红岗遗址以东500米处发现的大量人、马尸骨，无疑是宋、夏两国在此发生激烈交战的证明。
其中插入头骨的铁箭，有的长达6公分左右。沿红岗遗址山崖边耀州窑豆绿瓷盏、四系灰陶背壶、将军罐（一种罐器，其盖颇似将军的头盔，故而得名）、陶灯、铁琉球、瓷片、铜（铁）箭簇、马刺、瓷蒺藜、铁甲、铁泡饰和一把铁刀。遗址内出土的精美陶瓷器，与直接被用作战斗的陶蒺藜、铁甲、刀剑、弓矢一同埋葬于此，作为将士、文臣以身殉国的证明。
除此之外，在好水河沿岸的王沟村、陈田玉村一带被发现的遗址，是当地最早受专家所注意到的古战场遗址，遗址内发现的大量人、马头骨均带有铁质箭头，从位置上来看，应是死于夏军乱箭之下的朱观所部人马。
王沟村以西的单家集北山一带，当地农民修整农耕梯田时，亦在山坡位置发现一处古战场遗址。遗址内推出人、马骨，叠压层厚达60公分，可能是一股突围上山以后，即被夏军包围的一股宋军骑兵的遗骸。
王沟村南湾遗址与红岗遗址正面相对，中间有好水河相隔。据当地农民马林讲：“2003年，西吉县扶贫办在机耕平田整地时推出长20多米，宽3米多，深1米左右的深渠，全是人、马骨，有些马头、人头上还插有铁箭头。
铁箭生锈后大概有一大拇指粗，最长的大概有7公分左右，头里面插进去有3公分左右，铁箭多的是三棱子。”陈田玉村东500米处，农民打庄、整地、挖渠开沟常会翻出成堆的白骨。
其余战场遗址分布在杨茂村、姚杜村、马家嘴村等地，同样有遗骨和兵器被发现。从今天所发掘出的这些历史遗物中，我们也可以一窥当时宋军将士所面临的惨烈战况。
战斗过程：
宋、夏两军的决战，于宋时好水川（今什字路河）与武延川（今葫芦河）的交汇处。按照司马光的说法：“贼阴引兵数万自武延川入据姚家、温家、好水三川口。”李元昊的军队战前应是从南方赶来的。
也就是说，李元昊在战前召回了位于笼竿城、静边塞一带的游骑，随后在重新得知任福主力的位置以后，从静边塞以北一带北上返回羊牧隆城，准备与宋军决战。
夏军与任福军的交战，从当日辰时（7：00—8：59）开始，至当日午时（11：00—12：59）结束。史载具体经过，则多小说家言，唯“遂前格战。（桑）怿驰犯其锋，（任）福阵未成列，贼纵铁骑突之，自辰至午，阵动，众傅山欲据胜地。俄伏发，自山背下击，士卒多坠崖堑，相覆压，（桑）怿、（刘）肃战死。敌分兵数千，断官军后。”可以采信，即：
任福军先以骑兵冲突，然而宋军步兵却无法在如此激烈的战斗中立足，战前未能成阵，陷入激战以后，各级军官也无法有效指挥部队。少数人意图突围上山“据胜地”立足，以为惊乱的友军提供一个可以聚兵自保的安全位置。
然而，早有准备的西夏军，行动比宋军更加迅速，一支夏军部队（应为步兵）突然杀出，“自山背下击”，彻底击溃了这股意图突围上山的宋军步兵。而任福等人，也只得在夏军骑兵的重重包围中，绝望地迎来了死亡。
遗址中出土的尸骨大多带有箭伤，应是宋军将士为夏军以弓矢射杀的证明。然而有趣的是，此役宋军大将任福的死因被明确记载为：“枪中左颊，绝其喉而死。”这说明，西夏军投入此战的部队，应是一支弓骑、突骑皆有，步、骑兵种齐全的大军。
李元昊在歼灭任福等人所指挥的宋军步、骑以后，又转而攻击位于龙洛川一带的宋军朱观、武英等部。与李元昊率众围歼宋军任福部的行动同时，驻守羊牧隆城的王珪部，也拉出了总计4500人的机动兵力为友军提供支援，试图对夏军形成夹击之势。
然而，与王珪对阵的夏军实可谓之精锐，王珪虽多次组织突击，“军校有顾望不进者，斩以徇”，仍未能攻破夏军阵地，号称“阵坚不可动”，破坏了王珪部的解围意图。
夏军与宋军朱观、武英部的战斗，从当日午时（11：00—13：00）开始，至申时（15:00—17:00）结束。
据尹洙《河南集》所言，其部与任福军败身死之地相距15里（约7公里），是以“败不相闻”。战斗的具体过程没什么好说的，记载仅有“东阵步兵大溃，众遂奔”一句而已——和任福那边一样，又是宋军步兵先一步在敌人的猛攻之下溃败，进而带动了宋军骑兵的溃败。王珪眼见友军部队败绩，无奈下令鸣金收兵，以免羊牧隆城被夏军攻破，众人死无葬身之地。当天夜晚，此前在战斗中为流矢中目的王珪，由于伤重不治而英年早逝。
夏军骑兵以平均每小时5公里以上的速度进行追击，从河谷西口一路杀往河谷东端，与残余的宋军步、骑多次发生激烈交战，最终在今隆虑县红星村以南约50米一带，歼灭部分宋军以后停止追击。期间，宋军的一次成功反击，似乎让不少西夏骑兵的尸体都留在了今单家后湾村一带。
然而，这次失利显然并未使夏军的作战意志发生动摇。尽管朱观、武英等宋军将领奋勇组织抵抗，但在夏军步、骑的猛攻之下，宋军仍然是不可避免地崩溃了。朱观召集残兵千余人保聚“姚家堡”（疑今姚杜村），为夏军所包围。
幸运的是，经过一日鏖战，此时夏军也已失去了再与宋军交战的能力。不久，宋将王仲宝率部赶来救援，成功救出了朱观麾下的千余人及许多丢盔弃甲的宋军战士。至此便结束了这一天的厮杀。
战斗中，亦付出相当伤亡作为代价的李元昊军，在歼灭任福部以后未能于宋朝境内攻克其军事要塞，只杀略百姓5900余人，熟户（即协助宋军守卫堡寨的羌戎）1400余口以后，便撤出宋朝国境，还军西夏。
此战中，宋军总计阵亡7000人，如按《宋史·列传卷二百四十四·夏国传》则是阵亡10300人——后者可能是额外包含了一部分事后伤重不治的士兵，及司马光所提到的1400余“熟户”以后得出的数据。
对宋、夏双方的评价：
战前，宋军在任福的指挥下偏离原定路线，连日追击夏军游骑，导致主力部队与怀远、得胜、羊牧隆城等堡寨之间联系断绝，甚至还造成了“刍饷不继，士马乏食已三日”的后勤短缺，可以说在战略上已经输了一半。
尽管如此，在战场上面对夏军时，宋军骑兵也打出了相对不错的表现，单家村后湾遗址内发现的一顶西夏铜胄，就是宋军当时浴血奋战的证明。
然而，宋军步兵的战场表现应该说是相当差劲的，发生于早上和下午的两次战斗，宋军战败的直接原因都是己方步兵部队的溃败——当然，倒也不必过于苛责这群可怜的士卒，毕竟在这些日子里，他们可是一直在以两条腿追赶四条腿。
与之相比，作为夏军统帅的李元昊，在战略上明显展现出更为高明和周全的谋划。他充分利用了宋军急于求战、轻视敌情的心理，在战役初期成功以数千游骑分散了宋军的注意力，为后续夏军主力快速翻越陇山取得了宝贵的时间窗口。
而在战役执行层面上，夏军也无疑展现出了卓越的信息感知和机动作战能力。通过前出的游骑与设于红岗等制高点的观察哨，李元昊始终努力掌握宋军主力的动向。于是，当任福部因追击夏军偏师而偏离原定路线、形成“兵分为二”的危势时，他便成功捕捉到了这一稍纵即逝的战机，并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法，实现了在预定战场对宋军主力的分割、包围与歼灭。
应该说，李元昊的成功并非全无风险，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宋军主将任福的决策失误。任福的贪功冒进和后续的分兵，使得原本具备一定战斗力的宋军主力陷入了被各个击破的绝境。从这个角度上看，夏军的胜利既有其主动谋划的成分，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在里面。
至于夏军步、骑在战术层面上的表现，则可以说是中规中矩。既没有表现得太过出彩，也没有表现得过于糟糕。我认为，如果任福不贪功冒进——甚至只要在战前，宋军没有如现实历史一样分兵两路，李元昊要吃下这支宋军都要耗费更多的功夫。其在夜幕降临以前，能否取得决定性的战果，避免为后续增援而来的宋军（如王仲宝部）攻击的风险，恐怕也还是未知数。
结语：
好水川之战，作为宋夏战争中的一场关键战役，不仅因其惨烈的伤亡规模震惊后世，更以其精彩的战役过程，而成为中国古代军事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页。
此战中，宋军以2万精锐之师，在统帅任福的冒进决策与战场分兵之下，遭遇西夏李元昊精心设计的伏击与分割，导致了最终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西夏方面，则凭借出色的情报掌握、灵活的机动战术与有利的地形利用，成功给予宋军主力以毁灭性的打击，使党项国家的势力愈发壮大起来。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看，好水川之战暴露了北宋中期在边防策略、军事指挥与情报体系建设上的严重缺陷。宋军虽在局部战斗中表现出骑兵的顽强战斗力，但步兵体系的脆弱、后勤保障的脱节以及将领轻敌冒进的作风，共同酿成了这场军事灾难。而西夏则通过此战进一步巩固了其政权合法性，展现出李元昊作为军事统帅的卓越谋略与战场把控能力。
今日，通过考古发掘出的层层叠压的人马遗骨、箭簇兵器与战争工事，我们得以窥见那段血与火交织的历史。好水川不仅是古代战争的见证，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战略决策的重要性、军民生命的脆弱与和平的珍贵。
此战的教训，也为后世治国安邦、强军戍边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示——唯有谋定而后动、居安而思危，方能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中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资料：
《宋史》
《涑水记闻》
《西夏书事》
《东都事略》
《隆平集》
《武经总要》
《河南集》
《续资治通鉴长编》
《范文正集补编》
《韩琦与宋夏战争三题述论》
《宋朝烽火台考论》
《宋夏好水川战场位置再探》
《宋夏好水川之战主战场遗址再考证》
《宋、夏好水川之战的进军路线与地名考释》
《再论宋夏好水川之战》
《宋夏堡寨调查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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